日本侵华，说大多数日本人民是爱好和平的，这些都是鬼话

日本人当年在“大东亚”搞“共存共荣”，图为所谓的“大东亚共荣圈”。

我们试读诸家“中日关系史”，除掉近年少数无知的日本小政客之外，简直没有人不承认，二次大战时和战前，日本对华是赤裸裸的“侵略”；而日军在侵华战争中之“残酷行为”，也是无人否认的。

但是中外史家也无人肯说，日本侵华是他们日本民族（除屈指可数的个体之外），举族一致的民族行为。——他们总要在日本民族中找出一些“替罪魔鬼”，什么“少壮军人”“老幼军阀”“资产阶级”……来砍头示众，而说大多数“日本人民”或“工农群众”“资深元老”“开明知识分子”，甚至“有位无权的天皇”，是“爱好和平”的。

其实这些都是鬼话——你说，当日军打下南京，打下武汉，消息传来，日本人民举国若狂。这些“日本人民”是“反侵略”“爱好和平”？

日本兵在南京搞“杀人竞赛”，当时的“日本人民”有没有说半个不字？相反的，正因为那是日本人民认可的英雄行为，抢新闻的随军记者，才能出尽风头，登上头条呢！

但是为什么这些作家、史家，硬要说那时的日本人民爱好和平，反对侵略呢？朋友，他们是受一些宣传家、外交家、统战家们的影响。搞外交、办宣传、打统战的人要策动日本人民反对他们的军阀，才这样说的。日久说成习惯，一般作家、史家，也就跟他们一道打统战了。骗人骗久了，自己也相信起来，就变成著作家顺口溜的公式。说穿了，这些都不是合乎史实的“老实话”。

其实在日本民族性中，他们的“团结行为”“合作行为”和“爱国行为”，都是享誉世界的。正因为如此，有其长者，必有其短，他们的“侵略行为”也是举国一致的、合作的和团结不破的。

至于日本人何以有此亦优亦劣的特殊的民族性呢？用行为科学和历史科学来分析，那就说不尽了。不过长话短说，我倒深服吾友西村成雄的看法。西村说，日本民族很单纯，在历史上没有多民族共存的政治经验。因此一涉及对外关系，尤其是对外战争，它的种族优越感就暴露无遗。这种令其他民族受不了的日本种族主义，它就是搅乱东亚的根源。

西村教授的一家之言，也确是一针见血。

中山先生说，“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，共同奋斗！”而日本民族却是个“以不平等待我之民族”，所以二次大战时，它就是我们的死敌了。

以上选自唐德刚先生《从甲午到抗战》。这本书夹叙夹议讲述的是甲午年的第一次中日战争和14年的抗日战争。唐德刚深入“日本侵华罪行”“西安事变”“汪精卫投敌始末”等历史实情，带读者反思两次中日战争里中国之得失。

▲右：张学良，左：唐德刚

唐德刚先生一生颠沛，却又波澜壮阔。他出生于乱世，整个青年经历与故国兴亡紧密相连，见证了军阀混战、国民革命、抗日战争、国共内战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。同时，他又与胡适、李宗仁、顾维钧、张学良等一代历史缔造者密切相交。

家庭出身、师承关系、交友领域，还有口述史的专业训练，锻造了唐先生独有的“读史”技能，也提升了他的历史悟性。另一方面，唐先生在美国长期从事历史教学研究，使得他能够从汗牛充栋的史料中迅速捕捉重大历史症结。

此外，唐德刚曾师从胡适，继承了史家“敬惜字纸”的严谨态度。他撰写的胡适、李宗仁和顾维钧口述史历时多年，反复与当事人交谈、讨论、修订。这样保留下来的内容，对于专业人士，是专门史研究的重要资料；对于普通读者，从唐德刚先生写的历史中，能够找回在快餐化阅读时代丧失已久的文字尊严。

国人著史，常会陷入两大误区：要么是八股式的官方史学，个中滋味，想必都深有体会；要么是春秋笔法太多，以演义为主，却少了几分对历史的尊重。

唐德刚先生不同，他的历史真、活、有趣。在史学界，唐德刚的文风独一无二，文笔数一数二。半文半白，亦庄亦谐，妙趣横生。中国文学史的权威夏志清教授评价他是“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”。

好看的历史叙述背后，还必须是力透纸背的历史哲思，才能成为不朽的史作。他的“历史三峡”，以及全书随处可见的夹叙夹议之史论，正如梁文道所说，起到了一种“照明的作用”，“为暗雾笼罩的前方照出依稀可辨的轮廓”。

正因此，唐德刚先生的民国史著一度脱销，一度被盗版，还一度出版艰难。

余英时悼念其师钱穆，称其“一生为故国招魂”。唐德刚对故国的情感，也许不比钱穆激切，但也可为“历史”招一招魂。

唐德刚先生的这些妙论横生的历史著作，打碎了多少读者被长久禁锢的头脑，唤醒了他们对历史以及对未来的兴趣。唐先生驱散了极权主义的幽灵，招来了自由主义的新魂。

为此，先知书店诚荐“唐德刚作品集”。当下，唐先生书写的很多内容仍处于“禁区”，出版不易，而且很多作品一度绝版，一次性集齐不易。

张鸣教授说：在读唐德刚之前，从没想到历史还能这样写，如此引经据典，旁征博引，却又不乏生活场景，实在是叹为观止。识别下图二维码，即可一键收藏唐德刚老师作品集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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